1月14日，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，最终引发了“广州妈妈们”的集体恐慌。因为在这天上午，很多家长收到了来自教育局的短信：现有一湖南男子因不满家乡拆迁问题，扬言要在广州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。消息传出之后，立马在微博上开始扩散，很快一场近乎社会性的恐慌开始被掀起，而兼有“中山大学”和“幼儿园”两个关键词的中大幼儿园，更是在中午就开始提前放假。

　　这场突如其来的集体恐慌，虽然在扬言施暴者曹某向警方“自首”后得以逐渐散去，但虚惊之余，却不得不去反思个中所包含的深刻警示。首要的一点是，本案的出现表明了社会风险具有很强的转移能力。按照当事人和当地警方的叙述，原本冲突是征地拆迁事情所造成的，现在却差点变成了伤害学生、孩子的事件；原本肢体冲突只存在于拆迁所在地湖南汝城县，但现在这一隐患却被转移到了广州城。社会风险的转移逻辑不禁让人目瞪口呆，而究其原因，无外乎曹某自己说的广州是大城市，出人命就能引起关注。

　　长久以来，围绕征地拆迁展开的斗争一直有一个定律，即民众把事情闹得越大就可以获得越多的赔偿。当事人曹某纵有一肚子苦衷，选择驱车数百里到广州准备行凶，怕是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，在微观层面上，曹某在与当地拆迁方的斗争中，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弱者——— 既然他能够通过口头威胁大城市的学校学生，就说明他知道如何挑动舆论的敏感点，调动媒体的力量。当然了，这样的做法只是临时性的，自己必然也要遭受处罚。但从闹大事情上说，他已经达到目的了。

　　或许，本案之后，通过扬言向弱者施暴来获得对自身困境关注的行为，将被一些人所模仿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维权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“共输”：一些本非当事方的无辜之人也会为此付出代价，而那些施暴者或者扬言要施暴者，则更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无论在何种社会，有何样的不满，向无辜的弱者施暴，非但不会博得人们的同情，反而会遭到人们的唾弃。可以预见，如果口头威胁成为了现实，在道德上，曹某将比不敢反抗的懦夫们更加低劣；在法律上，他也会遭遇无比严厉的制裁，同时却得不到舆论丝毫的同情。

　　当然，即便威胁仅仅是存在于口头上，当事人所要付出的代价，也必须是沉重的。毕竟，要捍卫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，对于扬言施暴者绝不能姑息，这也是政府和公众在面对此类言论时，所应该达成的一个共识。因此就事论事地说，维权当然可以，但不能支撑任何暴力行为，更不能成为向弱者施暴的理由。

　　谴责曹某行为的声音应该齐声，但并不意味着要集体遮蔽他扬言施暴的背后原因。从维护公共安全的层面谈，一种治标的办法在于相关的N G O应当及早地介入事件，对当事人进行心理干预，以避免更多非理性行为造成更多的悲剧。而治本之策，则需要上升到拓宽底层民众维权渠道这一点。以征地拆迁案为例，假如不能把拆迁这样的“经济纠纷”化为“法律事件”，而是酿造成“政治事件”，纵使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增加再多的警力，社会组织派出再多的心理医生，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悲剧恐怕依旧会有存在的土壤。

　　因此，讨论此类事件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。从社会结构上分析，政府要看到通过扬言暴力来进行维权的行为，其存在的土壤是信息社会的降临和底层抗争渠道的相对闭塞。前者不可阻挡，后者则有疏通的空间；从具体事件来看，扬言施暴的曹某必须得到法律相应的制裁，因为不论他背后是否有冤屈，有着多大的冤屈，向弱者施暴的维权方式，于法于理都是不能容忍的。

(原标题：[社论]为维权向弱者施暴，于法于理皆难容)